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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建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工程。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背景下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外部威胁。当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境冲突频发，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无时无刻不在策划。为应对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党中央决定将沿海和一、二线地区的工业、科研、军工等关键设施向内陆转移，构建战略后方。这就是著名的“三线个省区，投资2052亿元，动迁1100多万人，建成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它不仅是工业布局的调整，更是国家在战备压力下主动推动工业化的伟大实践。

　　我出生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冕宁县。小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四川正是当年三线工程的核心区域，而我家就在支撑三线建设的交通干线成昆铁路边上。实际上，离我家大约5-60公里就有三线年开始建设的西昌卫星发中心。小时候，家里除了我父亲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广西外，还有爸爸的三位弟弟，即我的三位叔叔。我记得那时三位叔叔以及其他堂叔伯等就常常是去卫星发射中心的建设工地找活做。那个地方在铁路线上叫漫水湾站，而卫星发射中的场址在的地方叫沙坝。三线工程的投入，也使西昌从一个偏远山区的城镇崛起为我国重要的航天城。

　　我七岁时，我们搬家到广西。旅程从冕宁县的泸沽站（与今天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云南的泸沽湖不是同一个地方）开始，在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黔桂铁路的轨道上颠簸了三天三夜，然后转乘父亲单位派来的一架东风牌卡车，从黔桂线在河池地区南丹县的小场站翻山越岭抵达我父亲工作的天峨县城。我人生的第一趟旅行，就行遍了三线建设的四个省区。也因此，后来当我读到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讲述宝成铁路的修建过程时，很容易就联想到成昆铁路——那是一条修建过程更加困难、更加艰苦的钢铁巨龙。而无论何时看到修建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郭亮公路、红旗渠等伟大工程的记录，我都本能地想起在那些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冒着生命危险的建设英雄们。

　　三线建设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大三线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战略后方，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内陆省份，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小三线则是指非三线的省份如广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在本省区内布局的国防和工业建立的后方基地。河池地区（现河池市）位于广西西北部桂西北山区。1965年设立河池专区是广西根据国家战略在区内布局小三线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三线建设进一步吃重。广西的河池因此也纳入国家大三线范畴，与邻近的四川、云南、贵州一同构成西南大三线的一部分。

　　我七岁起就在河池地区最偏远的天峨县城读书、长大。从在河池市读高中开始，在河池（金城江）见到和经历的铁路的轨道和机车、工厂的烟囱、讲普通话的同学、马路上开着的军分区的轿车，等等，实际上都源于河池作为一个三线城市的事实。当时还是大山里的一个高中生的我，对此自然是完全不自知的。要经过许多年后，我走遍了许多地方，也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历史、世界发展的学者，阅读了大量书籍和材料、学习了诸多政治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后，我才能重新审视河池这个城市和它与三线建设有关的历史。

　　本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史、工业建设历史、或国家建设的因果关系理论建构，而是接近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与宏观历史结构映照下”的个人叙述（personal account）。我尝试在个人经历和观察与社会科学理论与宏观历史之间搭建起联系。文章以“战争制造国家”“国家主导的发展”（state-led development）、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等社会科学的视角为分析背景，同时将三线建设这一冷战条件下的国家战略放置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时段结构中加以理解。文章的具体内容即是在这一框架下，重新检视书写者在当年作为普通个体所见、所闻、所感的日常经验。我试图呈现三线建设如何塑造了地方社会和许多人的生命轨迹和历程。我觉得，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早期的几部电影如《小武》、《世界》、《站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等，都在进行这种记录和呈现宏观背景下的具体现场和个人的体验的尝试。

　　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生都知道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重要论断：“战争制造国家”。但是，蒂利更多强调的是战争如何通过征税和军队建设塑造现代国家的财政和军事体系。他既没有解释战争如何促使国家机构动用何种手段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关注战争的威胁——即应对潜在战争的主动准备——如何驱动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他的理论所解释的是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早起绝对主义国家政权的形成（state,不是作为有领土、人口、政府的一个政治共同体-country），而没有解释战争或战争威胁对一国工业建设的影响。因此，“战争制造国家”的论断应修正为“战争制造工业化”——无论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清政府，还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华民族，无不需要快速工业化，形成能够击败侵略者的军事能力。这也与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的发现一致：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推动了西欧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最终席卷全球。作为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新中国一成立，就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交通等领域的现代化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是自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深刻认识到的道理：一个国家只有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才能免于他国侵略和战争的威胁，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心一意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的中国，面临了非常真实的战争威胁：南方，美国通过越南战争间接对华施压；东面，政府时时准备从台湾；北方，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使得中国国家建设面临双重矛盾：一方面必须持续快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又必须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我最近翻阅《年谱》，在1970年代，他和外宾谈话时经常要讲到当时的战争危险。他主要讲一是战争危险在增加，二是讲我们要做好准备，而只要我们提高警惕，战争就可能来得迟一些。在这种背景下搞建设，就是一方面要搞常规的建设，又要搞应对战争的建设。为了应对战争搞建设可能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比如，要把工业建到大山里，这增加了建设的成本、降低了效率；要把国家大量资源投入到军工相关的部门，这损害了国家总体的发展质量、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一方花费巨大的成本做战争准备，却可以给另一方发出可信的信号，从而降低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因而降低了战争的危险。

　　桂西北地区地形险要、资源丰富，成为广西区内的小三线建设区域。历史上，桂西北这片区域既没有足够的河谷与平原地带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定居社会和经济活动，也因险峻的地形而无法与外部世界联通。的确，整个八桂大地只在柳州、来宾之间有一片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即柳江平原；另外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就是南宁的周围，可以称为邕江平原。因此，历史上广西地区的经济和人文重心一向是沿着沿桂林—柳州—南宁—交趾这一条走廊展开，中原王朝对广西地区的经营也主要集中在柳州和邕州（南宁）两片区域。从柳州向西北沿龙江逆流而上，过了宜州后往河池（今金城江）、南丹、天峨方向，这一带已经属于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所界定的 “Zomia 区域”。这片区域包括越南西北、老挝北部、缅甸北部、中国的云南、桂西北、贵州、四川西南的广袤山地世界，在过去几千年里均是国家力量难以进入的各种原住民部落组织居住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同属“Zomia区域”的桂西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体系，虽然在纬度上与河池接近，但却属于南宁区域的向北延伸的范围。与龙江河谷串起金城江—宜州—柳州一线类似，自南宁所在的邕江平原溯右江而上，经田阳、田东抵达百色构成了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因河谷相对开阔、交通较为便利，自宋元以来便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南的重要通道之一。十九世纪末右江区域兴起了重要的农民革命运动。1929年12月，从广东扩展到南宁地区的的组织网络选择了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

　　因为选定桂西北作为广西的小三线年，百色的三个县、南宁的一个县、柳州六个县划出来组建了河池专区。从此，河池与百色成了广西两个非常相似的专区（地区）——二者都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山区、贫困地区——即“老、少、边、山、穷”。我1991年考上大学，在学校里碰到来自百色的同学，一起自嘲河池与百色是广西区内的一对“难兄难弟”。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话来说，这两个地区是一对“最大相似性案例”，而自1965年起，两个地区的发展也构成了一个自然实验。统计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两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已形成了巨大的差距。造成这一“河百分流”的原因，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得河池在短时间内建成了十分显著的工业体系，而没有三线建设项目的百色，工业化则持续迟滞至八十、九十年代。

　　当划出原本属于百色、柳州、南宁的十个县组建新的河池专区，在金城江成立的地委和行署各部门主要工作人员，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调动过来的。此后几年来建起来的厂矿、企业的设备、员工，有的是整个厂从外地搬进来的，有的由外地的“母厂”派队伍过来支援建设起来的。一个地委行署所在地（金城江区），除了党政机关和工矿，还需要配备各类社会性机构，如邮电局、供销社、百货公司、医院、书店、招待所、文工团、广播站台、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等，而这些机构的骨干，也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调过来的。因此，金城江的人口、城市规模在很短的时间里急剧扩大，各个大院、办公楼、商业楼宇如百货公司、邮电局、新华书店、汽车总站等，也迅速建设起来。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金城江读书时，金城江主要的两条大街一条叫新建路，一条叫南新西路。新建路现在改名叫金城中路。据说，这条街在称新建路之前曾经叫东方红大街，这倒是与河池专区成立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吻合的。这两条大街（新建路和南新西路），前者的两侧是地委、行署的机构如地委大院、公检法、行署各局、委、办等，而后者的两侧则是县级河池市的各党政部门。此外，城市里的商场、新华书店、工人文化宫、剧场等，也主要分布在新建路靠近市中心的不同的位置，其中一些正好与南新西路联通（如工人文化宫）。今天，无论什么时候我走在金城江的各条街道、各个拐角，还能想见它们当时的样子。

　　当时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合称地委行署——的大院，在今天称为老地委大院，依然是市里的重要地标。而在大院外面不远，当年也建有地委行署的大礼堂——在社会主义时代，大礼堂是一个城市、县城重要的政治活动的场所。大礼堂院门前面有一个马路中央的三角地，在当时已经有两棵巨大的榕树。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市中心”的起点。来来往往的骑自行车和拉客人的三轮车从早到晚在两颗大榕树旁边川流不息。在这交通要冲，来来往往的人们似乎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停下来欣赏一下这两棵老榕树。那时候，没有私家车、出租车、电瓶车可言，金城江街上主要的运客工具是被称为“三马”的三轮摩托车。

　　从我们高中所在的教育路、五圩、凌霄方向或另一边的六甲方向去市里，到南桥附近即进入新建路的路口。当时那个路口两边还立有两根方形的水泥柱子，标志着新建路的起点，也差不多就是金城江城区在西边的起点。从这里开始，新建路两侧1公里左右的路程范围内就是河池地区的各种机构，有体委以及属于体委的游泳馆、篮球场、体育场等、中学、医院（当时称地区第二医院）、公安处、老干部局、地委第二招待所、武警部队等，就到了大礼堂外面这个两棵大榕树的三角地，就算快抵达“市中心”了。再往前，就到了地委行署大院和马路对面的人民法院、检察院。而最市中心的地方，则是再往前大约5-600米的新华书店、工人文化宫、邮局的区片。

　　一个县城、行署所在地乃至一个单位里的大礼堂，在上世纪很长时间里，都是当地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地点。有政治活动的时候，它往往是开大会的地方；平时又是看电影、看戏的地方。我们读书的时候，全班十几个同学曾经在一个周末相约去地委大礼堂看了一场热映的从台湾进口的电影，我还先到市中心叫了家在新华书店的好朋友一起。赶到大礼堂时，电影已经开映了，我们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着找的座位。我长时间的同桌、好朋友晓曦的爸爸是位于大礼堂旁边不远的地区歌舞团团长，应该是1991年的元旦，晓曦的爸爸在大礼堂的院子里组织过市里的花卉展。晓曦自然给了我参观的票，我和晓玲和她弟弟去观赏了。后来商业化兴起以后，大礼堂一带也开了不少冰花店、冷饮店的，很是热闹过。在今天，似乎城里某个地方还有一两家餐馆的名字带“大礼堂”三个字的（如大礼堂烧烤店），大约是当年开在大礼堂那里的。我们读书时参加合唱比赛的金城剧场如今也拆掉了，开发成了楼盘。但在金城江某个地方还能看到一家叫“剧场老奶”的米粉店，应该也是当年在金城剧场边上很火的一个粉店。

　　这样组建一个新的地级行政单位和工业城市意为着，当年金城江居住的，特别是在地区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多数是广西区内其他地方来的“移民”。更不用说，一些工厂是成建制的从外地搬来或由外地一个“母厂”来建设的“子厂”。演贾樟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展现的即是一个从沈阳整体搬迁到成都建设的与飞机制造相关的三线企业。河池当地人说的是桂西北的本地话，语言分类上称为桂柳话。这指的是桂林-柳州区域的本地话，与四川话、贵州话、云南话一起属于西南官话（当然各个县城、乡镇之间的口音还是有一定差异。到了金城江读高中时，我们发现那些在金城江长大的同学之间，即便在课下聊天，也用普通话相互交谈。原来，金城江作为一个新组建的城市，不少人是来自广西区内不同地方，讲普通话（虽然也是带有浓重口音）的必要性很高，而中小学里也很强调学生学习和使用普通话。

　　这实际上是一种“方言岛”现象。重要的例子是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因为在某一阶段外地人大量涌入，形成了城市与周围地区讲不同语言的现象。金城江的人讲普通话，并不是因为金城江相对于天峨、南丹的县城是“大”城市或现代化都市，而主要是因为金城江的新增人口来自不同的地方，普通话成了必要的沟通媒介。离金城江不远的柳州即是反例——从城市的规模、现代化的程度讲，柳州远远超过金城江。但柳州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外地人口突然大量涌入的过程，所以普通话在柳州的使用程度反而低于当年的金城江。金城江的人民机械厂是重要的一个三线建设兵器项目，生产步枪，就是由重庆的一个兵工厂来组建的。前些年我在金城江打羽毛球时认识一位球友，家里父母是讲四川话的，原来她父母就是从重庆母厂来到金城江建设人民厂的。

　　这种城市组建的方式还反映在当时金城江人口的年龄结构上。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高中时我同年级的那些来自金城江的同学，多数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们这一届多数是1973年出生的。他们的父母多数是1965年后1-2年内来到河池，随后也在这里成家。第一个孩子大约就是1965年后3-5年内、也就是1968-1970年间出生。那么，1972-1974年间，也差不多就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而当时班上的金城江籍同学，如果是家里的老大或老三（即不是第二个孩子），那么他（她）的父母大体不是1965年河池专区初设时就到了河池的那一拨。

　　三线建设的重点是要建设一批军工企业，一般对外是称某某机械厂的，如人民机械厂、龙江机械厂。为了给军事生产形成完整的支持体系，又需要同时建设其他几类配套企业。一类是原材料型的企业，如钢铁厂和棉纺厂，前者提供钢材支持兵器生产，后者生产军用布料、被服等，当然这些企业建起来后更多还是为民用而生产；一类是矿产类，开采工业燃料煤矿以及有色金属矿产用于军工合金和弹药，以及冶炼矿产的企业；一类是化工类，如化肥厂，在和平时期生产化肥支持农业，战时可转为生产炸药、火药等军需品；还有是机械类，平时兼顾民用农机，也可能生产一下军工产品的配件，而战时则更全面的为军工服务，还可以承担修理军用机械等任务。

　　从1965年起，一大批工厂和厂迅速在河池各地建起来。离金城江不远的东江镇是主要的一个工厂建设区域，其次是金城江镇周边各处靠山的区域，也建了许多，其他的则分散在宜山县城附近和河池、宜山、环江三省交界的区域。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的三线建设。可巧，他一个亲戚是位于六甲的河池氮肥厂的负责人，使他们使用河池三线的原始资料获得了大大的便利。总体来看，主要的企业都布局在从宜山沿龙江河谷向西北方向，经过金城江到达六甲镇这条线上。而矿区这主要有南丹的大厂矿务局——主要开采锡矿，称为中国的“锡都”，罗城的宏茂等煤矿，宜山的龙头锰矿，等等。

　　原本我以为天峨县城十分偏远，没有三线企业。最近读相关资料，才得知河池的三线建设曾安排在天峨县建设软木厂。我于是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县城里的小河里去游泳，有一处游泳的位置，正对着软木厂向外排放废木糠的管道，而软木厂常常向河里排出大量的软木屑。黄色碎屑漂满河面，顺流而下将整条小河谁全部染黄。在那样的日子，我们就没法在那里游泳，而是要转场到更上游的地方去。那软木厂排出来的木糠，偶尔也有居民去装了带回家，可以烧火做饭用。

　　除了天峨县城里软木厂的木糠，现在回忆起来，河池的三线企业给我的第一个物理印象就是河池冶炼厂的大烟囱了。我们在地高读书的时候，从教室的窗户看出去完全还是农田。但是远处的山脚下，是金城江一片主要的三线企业的建设区域，建有水泥厂、冶炼厂以及后来我姐姐工作过的通用机械厂等。有色金属冶炼会产生大量的含二氧化硫的废气，因此冶炼厂排污的大烟囱建在了高高的山顶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就像延安山顶上的宝塔！因为它建在山顶上，厂区是不会直接受到废气的影响了，但是每当它工作时，在远处的人们就看到它向空中源源不断地输送滚滚的浓烟。那浓烟升到高出后，就逐渐向各个方向散开，终归就笼罩了整个城市的有限的天空。我们的化学老师陶冶常常在课堂上评论这个烟囱，说冶炼厂把烟囱建到山顶上，要使排出来的废气全城利益均沾。

　　那个年代，工业化的确意味着城市的污染。除了工厂的废气，城市的居民生活都要烧煤、诸多的工厂也要烧煤。而金城江作为一个山旮旯里的城市，污染物扩散条件很不好。我记得还在天峨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骑了一辆自行车，很多地方已经生锈。他说这个车子其实很新，只不过之前车子是在金城江某亲戚家里用的，而金城江是下酸雨的，所以居民的自行车生锈都很快。那时我只在化学课上学习过关于空气污染与酸雨的知识，听他说金城江的酸雨，觉得好神奇，同时也对金城江这“大”城市充满了向往。大约是拜金城江污染的空气所致，我则刚到河池读高中不久就得了过敏性鼻炎，还请假、借了同学的自行车起到市里的二医院看病，开了那时候电视上广告经常放的药——“鼻炎康”。后来在医院看病认识的覃冬林医生跟我说，鼻炎是很难治好的。确实，我此后鼻子就持续有过敏、干燥的症状。

　　空气污染之外，工业建设带来的自然是水污染。我1988年暑假回四川老家，返程后到金城江做短暂停留时，第一次见到了龙江河。那河水的颜色是我从未见过的，又蓝又暗，像极了化学课上看到的硫酸铜溶液的颜色。我的小学同学覃锋，此前因他父亲调到河池地委，已经在金城江住了几年了。就是他带着我在金城江骑车东转西转。他告诉我，水的颜色是工业污染造成的。如今的龙江水已经无比清澈，河池的水质常年排在全国城市的前列。但初见龙江河时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河池的工业企业与我最直接、长久的联系，就是当时班上和全校来自各个企业的同学了。这些企业、矿务局的同学，他们小学、初中上的多是各自企业、矿务局的子弟学校，有的则是位置相近的几个企业的联中（联合子弟中学）。我们班上韦林东、何春艳是东江机械厂来的，也不少同学来自大厂、罗城、龙头矿务局。位于宜山和金城江之间也有不少厂，我们班一位同学就来自那里的维尼纶厂。1990年亚运会后，市里组织我们去体育场欢迎河池籍的国家队队员，就有当时中国女子羽毛球队的一号选手黄华，她就是东江棉纺厂的子弟。

　　一些在地委或行署具体部门工作的干部，早年可能也有在这些厂里的经历。我们班上的李晓波，当时只知道他家在行署的经委，那是直接管全地区的工业企业的。最近聊起来，原来他父亲早年也是来建设三线企业的。他说父母开始在金城江，后来调到宜山和金城江之间的一个厂里，再后来才回到金城江，在经委工作。我想知道是在宜山与金城江之间的哪个厂，他于是又去问了家里人，确认了他父母去的是叫普钙厂（磷肥相关，配套化肥工业）。最近我读到刘朝华著的专门研究河池三线建设的专著，的确找到了建设河池普钙厂的记录。

　　大家都知道三线建设遵循“山、散、洞”的核心原则：靠山就势、分散配置、进洞隐蔽。然而，河池这些三线企业的厂区深深“藏”在山谷之中的程度，不亲眼见到是无法想象的。我当年从未有机会到这些藏在山里的厂区去看过。直到多年后，有一次和骑友蓝杰一起骑进了六甲的河池氮肥厂，才真正地大开眼界。厂区的入口在两山之间狭窄的隘口，进去以后，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间，顺着山谷逶迤婉转的有限的平地里分布着宿舍区、办公区、公共活动空间（如灯光球场）和生产车间。我在另一篇随笔里写道，生产车间建有铁路轨道，顺着山谷直接联通到附近的六甲火车站，使原料和产品可以通过火车运进运出。我们穿过厂区里的各个区域，从厂区的另一个大门出来。回头看时，如果不是亲自进去走过，只会看到这高耸的石灰岩山峰间的工厂的大门，怎么也无法想象这翠绿山峰后面是一个如此完备的厂区。

　　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电影里，有一个角色自豪地讲述了他们青少年时候在厂区里滋润的生活，包括夏天拿着保温瓶去厂区的食堂打冰冻汽水。我大学同学陈海峰家在柳州工程机械厂，当年我每次假期结束取道柳州返校，为了等车票，都要先到他家住几天，也因此对厂区的生活有了直接的体验。他们厂里有旱冰场、露天的舞厅等等，是干部职工和家属子女活动的重要场所。难怪我们大学时候组织去中关村旱冰场玩，海峰显示了出色的技术，原来是小时候在厂里玩会的。

　　当年金城江夏天都组织“龙江杯”足球赛（类似现在的“村超”“苏超”），河池的水泥厂职工的球队往往是支强队。我姐的通用机械厂的也组织队伍参赛，队长就是她办公室一位同事的老公。因此我姐把我介绍给队长，想参加他们的队伍去踢龙江杯。进了厂区，发现厂里有一块完整的足球场，我真是惊呆了——我们在河池读高中时，就为校园太小、没有踢球的场地而十分苦恼。只是每学期期末考结束那天，我们相约到河池中学对面的、属于体委的完整足球场踢一次球。这工厂里居然有如此宽阔的足球场，真让人羡慕不已。

　　我不是厂矿子弟，没有在那些厂区里长大，但因为曾经在海峰家住过，我对厂区有很亲切的感觉。如今，每次骑车或开车到六甲，我都爱在镇上逗留，或在六甲氮肥厂区里各个区域、各个角落都转转。到龙江河的水泥厂码头游泳，看到厂区边缘那已经荒废了小花园、假山凉亭，都向我心里投来复杂的情感。我也经常刷到展示这些三线厂矿今日状况的视频，常常是斑驳的厂区大门、爬满藤蔓的宿舍楼、废弃的铁路支线、厂房、海报栏，等等。那些曾经轰鸣的机器声，和承载无数万吨货物的铁轨，如今已沉寂，成为工业遗迹接受着观者的惊叹。地产中介也在视频号里推送老厂区里供出售的单元，城区里一家名为“老厂区”的螺蛳粉店，也是我们爱光顾的。如此种种，都让我想起我当年的来自厂矿的同学，联想起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三线建设的各种复杂丰富的构成。

　　河池的人民机械厂是三线建设期间建起来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专门生产兵器。它的入口在山脚下，过去无人能知道工厂大门里面的世界。如今，城市的建设极大扩展，人民厂旁打通了穿透山峦的隧道，日夜不停的车流从它身边经过。而人民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军工厂的功能，变成了一个依托老厂区改制的社区，原来的宿舍区重建成高高的住宅楼。好友蓝杰的一个朋友租了厂区里一部分废弃的厂房，改造成他的食品生产基地。我们因此将成了我们聚会活动基地，常在里面聚餐、party。每次来party进到厂区里，看到那些废弃的厂房和它们深厚高高的山峰，或夜里party结束我走出旧厂房，抬头看到那山峰之上静谧的苍穹，都会令我想象起职工干部们为战备而日夜奋战进行军工生产的景象。

　　当年，走在金城江的街上，常常会看到穿军装的军人。偶尔也会看到挂了军牌的小轿车。不过，在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在金城江看到的军队的存在有何特殊之处，毕竟全国各地每个省有省军区、地区以及有军分区，县一级有人民武装部，许多城市还有驻军。最近读了关于三线建设的资料才知道，由于三线建设的强烈的军用、战备性质，河池的城市建设、工业建设一开始就是在军分区的深度介入下展开的。也因此，相较于非三线城市的军分区，河池的军分区的规模和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程度要更加突出。刘朝华的关于河池三线年河池专区成立后不久，河池地委、河池专员公署就成立了备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河池军分区。就三线建设来说，军工厂的生产任务、原材料的调配、完工的兵器军火的验收和与军需体系的对接等等，军分区都是其中的重要制度节点。河池专区与军分区一起组建了“三线四网”战备体系：“三线”即以民兵为骨干，按参战、支前、生产三条线编队；“四网”即交通运输网、物资供应网、医疗救护网、车船枪械修配网。

　　我对军分区的印象如此深刻，原因之一大约是我们高中一入学就进行了军训。军训在校园里进行，是由军分区的干部来组织的，我也因此知道了“军分区”这个词。军训最后一个科目，全年级六个班拉到郊外一个打靶场实弹射击。很多年以后，我到金城江附近的凌霄村去完，得知那里山脚下有个军火库。根据记忆，我们推测当年打靶的靶场应该就是在凌霄村附近，那里大约设有民兵的训练基地。打靶前，班上几个同学乘学校的小卡车到南新西路上的一个院子里去领的枪械。现在推测起来，那应该是县级河池市的人武部。

　　与河池三线建设有关的还有许多值得仔细书写。我在另一篇随笔里已经写过金城江的铁路，但铁路在三线建设和城市中的角色，还值得另外单独再写。龙江河贯穿金城江、环江、宜山一线，自三线建设时期起修建了下桥、拔贡、六甲、拉浪、洛东等一系列水电站。我们读书的时候曾经到下桥电站去春游，而我哥在电力学校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些电站里工作，我读大学的假期里也爱去电站里找他们玩。如今，当年一起玩大的刘东，也在其中一个电站担任负责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将一条河的水能资源开发得如此彻底，堪称发展中国家电力建设的典范。这一梯级电站体系不仅为河池的工业化提供了电力，也成了全国后来诸多流域梯级电站体系的一个微缩模型，包括同在河池的红水河梯级电站体系。如今每每看到有关雅砻江、金沙江、以及最近的雅砻藏布江等重要河流上的水电站的报道，我就想这龙江河与红水河上的一座座水坝和它们后面的那一个个碧绿平静的水库，想象它们的转动的轮机和源源向外输送的电流。

　　说回到当年金城江突出的军事色彩。军分区就在新建路上两棵大榕树的三角地与地委行署大院之间马路对面一个路口进去。“军分区路口”也是金城江一个重要的位置标的。90年代以后，军分区利用自己的部分房舍对办了酒楼、歌厅，一度生意火爆。若干年后某年春节，若愚、陈茹岚、仇英等几个老同学从外地回来，我们深夜游荡在金城江的各个角落，也溜进军分区的歌舞厅去喝酒听歌。如今，军产退出商业，军分区重新修起了围墙，歌舞景象不再。但军分区近旁的菜市场开发成了“新天地”商业中心。楼下还是一个菜市场，二楼是文艺青年步行街的模式，有许多家咖啡馆、酒吧，还有影院、儿童游乐场，健身房等，成为金城江新的商贸文化节点。每次有老同学相约，就在这里找间咖啡馆坐坐，或在酒吧吃烧烤喝啤酒。这里紧挨着车水马龙的新建路和曾经的大礼堂改成的思源广场，十分适合回忆往事和感叹这城市的变化、中国的变化。

　　今天的河池，早已不再是当年交通闭塞的桂西北三线小城。街道和城市体系扩大了数倍，楼房和店铺鳞次栉比，俨然一座活力十足、繁荣现代的桂西北中心城市。昔日隐蔽在山沟沟里的厂矿，许多已转型为现代企业，有的开发成小区楼盘，或静静留存为工业遗产；冶炼厂的大烟囱早已拆掉，城市四周群山环抱，万峰葱翠。大山大水之间，龙江河、红水河、武阳江、剑江、大小环江、下枧河，处处是世界级的风景，真一派“山清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气象新”的景象。

　　许多人自称“工业党”，而我也有类似的情节。此外，好多人有老厂区、老矿区情节、大院情节、绿皮火车情节、大国工程情节、科技兴国的情节、军迷的情节，等等。这些情节，多多少少是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的特殊历塑造的。今天，当我偶尔刷到三线厂区的视频，或在金城江某个老厂区转转、路过某条老铁轨，总会想起贾樟柯电影里的那些画面：宏观历史下的具体现场和普通人的日常体验。归根结底，这些符号、图像、叙述装载这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奉献的精神。